看了两个将军级特务的回忆录才知道：郑介民的族弟和同学，郑耀先和吴敬中不是一个档次

郑耀先在临澧特训班当过教官，还在上海与七十六号以命相搏，八个结拜兄弟最后只剩下他和“四哥”徐百川，但是九死一生闯过来，军衔为上校，职位却并不高——他们的职务很模糊但肯定不是行动处或情报处处长（局本部八大处处长军衔均为少将，小说原著中称徐百川为二处“处座”，郑耀先是他手下）。

郑耀先和徐百川半夜走在大街上，连个警卫员都没有，“兄弟”宋孝安和赵简之夜没有跟随，看起来还不如升任行动队队长的宫恕有实权。

我们查阅史料就会发现，像郑耀先、徐百川那样军衔为上校却没有自己部门的高级特工在军统并不少，他们个人能力很强但不太好管理，所以只是被用来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而不能长期手握实权，他们的职务一般被称为“某某专员”，比如1975年与文强、周养浩一样最后一批特赦的特务中，胡靖安是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段克文是军统局派往长春的少将专员，文强在上海也当过策反专员（军衔由上校晋升少将）。

(相关资料图)

郑耀先虽然很有能力，但却一直不被戴笠和毛人凤信任，郑介民与郑耀先同宗，论起来应该是不远的本家（郑介民字耀全，从前的人有名有字，族谱以字排辈分），但是“耀全兄”郑介民想拉拢郑耀先，郑耀先却不想理郑介民，反而跟一心要弄死他的“毛座儿”毛人凤纠缠不休。

大家不要被电视剧误导，事实上郑介民的资历和能力以及权位一直高于毛人凤：郑介民是军统局最后一任局长（正的，他的前任戴笠一直没有扶正）、保密局首任局长，郑介民当主任秘书的时候，毛人凤是代理主任秘书，郑介民当局长，毛人凤和唐纵是副局长；郑介民不再以“国防部”二厅中将厅长的身份兼任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坐上头把交椅后才发现，保密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而郑介民已经成了“国防部次长”，还是他的顶头上司。

如果郑耀先在戴笠死后主动向郑介民靠拢，毛人凤绝对不会动他。郑耀先跟着郑介民进入国防部，至少能混个少将高参，用不了多久，就在侯腾当厅长的第二厅当处长甚至副厅长，那就可以跟第三厅的郭汝瑰取得联系，获取和传递更重要的情报了。

说起郑耀先与郑介民同宗，我们就不能不想起跟郑介民同学的吴敬中了。此人在历史上也真实存在，原名吴景中，在就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之前，还当过军统临澧特训班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兼情报教官、中苏情报所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军统东北区区长。

吴敬中与郑介民、老蒋的太子蒋建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很要好的同学，所以吴敬中学成回国后就叛变了——吴敬中和蒋建丰算是叛变，郑介民不算，这段历史牵扯到很多大人物，所以咱们只能一笔带过：吴敬中是共方派出的，小蒋入了团（据说还入了党，但小蒋不承认），郑介民则是老蒋特批去的，他一直是老蒋的人。

吴敬中几乎是一直在跟着老同学郑介民混，所以哪里安全且油水多，他就去哪里当头儿，还跟文强共过事。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他在军统东北区的时候，就已晋升中将，当时他是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因为跟孙连仲、胡宗南、戴笠关系都很好，所以这三人联名保荐他晋升中将，老蒋居然批准了——1946年的文强只有三十九岁，就成了军统局军衔最高的特务之一：郑介民、唐纵是中将，戴笠、毛人凤是少将，戴笠挂的两颗星是职务军衔，跟郑、唐、文的正授军衔不一样，是临时的，不当副局长就摘了，戴笠死后被追授中将，遗像上就不用摘了。

吴敬中晋升少将的时间不详，但是有国防部二厅中将厅长（后升任国防部次长）兼军统（保密局）主任秘书、局长郑介民罩着，吴敬中当中苏情报所科长时就已晋升上校（刚叛变的时候是中校，那是南昌行营调查课长邓文仪许诺的策反条件），当军统西北区区长，军衔必然是少将——后来军统行动处上校副处长徐远举跟少将处长程一鸣不和而外放到军统川康区（当年还有个西康省），就只能是“代区长”而不是“正区长”，就是因为军衔还没晋升少将。

吴敬中在军统西北区和东北区，都是一把手，他跟徐远举一样，都算文强的接班人，文强回忆：“日本人一投降，我那个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我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

文强在东北建立起来的特务系统，最后交给了吴敬中，他自己跑到长沙去当了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

郑介民似乎比毛人凤“厚道”一点，虽然把东北特务系统交给了老同学吴敬中，但是对文强还是极力挽留仁至义尽，文强回忆的时候还很感激：“我首先跟郑介民商量，他不高兴了：‘我在这里干（当时戴已死，郑就任军统局正局长），你不能离开！华北、东北你都干过，你离开那我还干啥？你不能走！’”

眼看光靠感情挽留不住文强，郑介民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那这样，你要离开一下也可以，但你一定要在我们这里挂一 个名，我们这里有个设计委员会，你就做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如果你连这个 名都不要，那就不好啦。你保留一个名义，愿意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回来嘛！”

那个职位文强只是挂了个名，他跟另一个中将设计委员胡靖安在1975年3月19日特赦的时候，肯定会想起十六年前就已辞世的郑介民，能不能想起吴敬中，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沈醉和文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去香港和美国探亲访友，并没有见到吴敬中，也不知道吴敬中是不愿意见还是不意思见，也有人说吴敬中和曾任军统西北区区长、局本部行动处长的程一鸣一样，都是假叛变真潜伏，程一鸣已于1964年12月携带大量情报和武器、电台从澳门秘密回归，吴敬中可能是被防范太严没回来。

不管吴敬中是不是想程一鸣一样的红色特工，郑耀先跟他相比，都不在一个档次上——这种档次上的差距，不仅体现在军衔上，还有学历和能力的巨大差别。

沈醉回忆录中的吴敬中是很会见机行事的，他在跟郑介民过从甚密的同时，也主动跟戴笠联系，还纳了投名状。

沈醉回忆：“有天戴笠在主持‘纪念周’，他大骂大嚷一顿之后，仪式宣告结束。忽然有一个老同事吴景中跑过来找我谈话。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一个叛徒，当时在中苏情报合作所当科长。我和他在临澧特训班同过事，两人一向还相当要好。”

“郑所长（当时郑介民是中苏情报所所长）”手下的吴科长跑来找戴笠，是要“介绍”一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给戴笠认识：“吴一开口就说：前几天他在路上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延安派在重庆工作的，可不可以和他往来？戴一听很高兴，马上叫吴坐下来谈。吴便把他和这个同学过去关系如何好、这次见面很高兴等情况谈了一下。戴笠马上决定第二天在军统局枣子岚垭大门侧的‘漱庐’请这人吃晚饭，并邀几个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军统特务参加作陪。”

当时戴笠正因为“张蔚林案”而被老蒋骂得狗血喷头，差一点被撤职查办：“我天天叫你派人打进延安，一直到今天，连在重庆的延安许多公开机关你都打不进去，而他们却钻到我们心脏里这么久才无意中被发觉，你还有脸活得下去吗？”

吴敬中此事来找戴笠，就像给瞌睡的人送上了一个枕头，虽然那位同学并没有给戴笠的面子来赴宴，但是吴敬中却参与了那场没有“主宾”的宴会，并给戴笠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他与延安方面的同学联络，也成了戴笠批准的行动。

看这篇文章的读者诸君，肯定看过电视剧《潜伏》和《风筝》，而且也可能看过沈醉和文强这两个将军级特务的回忆录，将电视剧与史料结合起来，读者诸君应该都有话要说：如果吴敬中也是潜伏者，他会不会嘲笑“拙劣的郑耀先”嚣张不内敛，根本就不适合潜伏？

《风筝》的深沉与厚重在后半部分，《潜伏》最出彩的角色不是余则成而是吴敬中，两相比较，您认为这两部谍战剧，哪个更精彩？郑耀先的特工技能和权谋之术，跟吴敬中在不在一个档次上？吴敬中的哪些名言，可以证明他比郑耀先技高一筹？

关键词：